简牍是原生态的文献资料，展现了我国古代历史最真实的面貌。在甘肃简牍博物馆，细细长长的简牍被陈列在玻璃罩中，灯光打在木简上，墨书仿佛笼上了一层沙色的雾。4万余枚简牍以及与其相伴出土的1万余件文物记录了久远的丝路风物，并在跨越两千多年时光后的今天，带着历史的印记铺陈在世人面前，于无声中诉说着那些有关春耕的“仪式感”，那些穿越千年的浪漫情谊，那些兵马屯戍的“烽烟气”以及寻常百姓事。

　　简牍记载的内容可谓事无巨细，包罗万象。在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的生动讲述中，一枚枚简牍更是瞬间鲜活了起来，丝绸之路上尘封已久的历史穿越时光浮现于眼前，那些发生在丝绸之路上寻常人物的寻常故事仿佛就在身边。

见证古丝绸之路的繁荣和兴盛

　　敦煌悬泉置遗址在汉魏时期为一驿置机构，全名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这里共出土有字汉简23000多枚，简文内容涉及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典籍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私人书信等。甘肃简牍博物馆藏有一枚简，记载了龟兹王和夫人途经敦煌悬泉置时的住宿情况。木简文字残缺不全，但是基本内容清楚，共有三栏文字，每栏两行，主要讲述了龟兹王和夫人路过悬泉置时的接待规格、居室摆设及相关仪式。

　　根据译文，龟兹王夫妇在悬泉置得到了汉朝政府的高规格接待：在大门口安排有两名官吏做门迎。悬泉置为龟兹王夫妇专门准备了相应的坐卧生活用品；在堂上放置有一八尺卧床，床上有青黑色帷，其他的四张卧床皆张帷。除此以外，在传舍门内供人坐用的床亦张帷，专供贵人使用。

　　肖从礼说：“龟兹王夫人弟史是解忧公主的长女，是汉朝血脉，尽其所能为其提供最好的接待，也不失汉地对龟兹王和夫人的一种隆重礼遇。除此之外，敦煌马圈湾汉简和悬泉汉简中还有若干关于龟兹来汉的记载，这些汉简的发掘，对于研究两汉时期龟兹与汉朝关系提供了佐证。”

　　由此可见，甘肃简牍记载的内容清晰反映了汉代中原王朝对西域地区的有效管控，以及汉帝国与西域三十六国交流往来的历史渊源，可以说，简牍见证了古代丝绸之路的开通、繁荣和兴盛。

　　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说：“悬泉置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遗留下来的简牍文书主要属于丝绸之路上东西交往的记录，这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特别是邮驿交通、民族社会、中原与西域、中亚、西亚、南亚和地中海沿岸古代国家的关系，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至为重要。”

普通人的生活映射最真实的历史

　　《建武三年候粟君所责寇恩册》是于1974年在甲渠候官衙遗址出土的一份东汉初年的法律文书。据简中所述，建武二年（26年）十二月，一个小官吏甲渠塞障候粟君雇了一位居延县的百姓叫寇恩的去觻得县替自己卖鱼，当时议定的工钱是一头牛和二十七石谷，但鱼价要卖够四十万钱。寇恩没有卖够这个价钱，卖掉赶车时抵用工价的那头牛后才凑了三十二万钱，还差八万，于是粟君扣押了寇恩的一些车器杂物。第二年的十二月，粟君却向居延县廷告状，说寇恩欠牛不还。

　　居延县廷收到粟君的起诉书后，要求寇恩所在的都乡查明情况。在问案的过程中，寇恩声称自己早已还清了债务，理由是卖鱼时同去的还有粟君的妻子业，途中寇恩给业买过十斤肉和两石大麦，回来时还为她赶车没有收费，而且自己的儿子为粟君捕了三个多月的鱼，却一直没有拿到工钱，加上被粟君扣押的车器杂物，所有这些早已超过了所欠的八万钱，况且牛本来是抵用工钱的，根本不牵扯赔偿问题。乡里专管刑狱的官吏也判定寇恩无罪。

　　肖从礼说：“寇恩册是一份完整的司法文书，内容涉及军事、民政、法律、经济等各方面内容，是研究东汉初年社会历史的重要文献。这份两千多年前的官告民的诉状，不仅向人们展示了当时从诉讼到审讯再到结案的全过程，同时也清晰呈现了当时的人际关系、经济状况，以及寇恩的艰辛、勇敢，还有司法中的情与理。”

　　类似粟君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人，在简牍中还有很多。如甘露二年在全国通缉一个在广陵王刘胥谋反案中受到牵连的奴婢丽戎的故事；康居国的使者杨佰刀在向汉政府献贡的途中，与酒泉的评估官吏发生纠纷的故事；来自中原的守边士兵因为家中年迈的双亲无人照料而忧心如焚的故事；一名叫广德的基层官吏因为工作失职而受到处罚通报的故事等。

　　肖从礼感慨地说：“这些简牍让古代的生活更加清晰和细致地呈现在人们眼前，并非只有大人物或大事件，更多的是记载了当时诸多普通人生活中的故事，但也正是这样无数普通人的点点滴滴，才真正映射出了最真实的历史。”

呈现汉代边塞管理模式及细节

　　1974年，《侯史广德坐罪行罚檄》于汉居延都尉甲渠候官（俗称破城子）遗址出土。用一根树枝做成，形制特别，俨然一根棍子。长82厘米，下部直径3.5厘米，上部1.5厘米。正背两面刮削写字，左右两侧未加刮治。

　　正面写檄文标题：“候史廣德，坐不循行部、涂亭、趣具諸當所具者，各如府都吏舉。部糒不畢。又省官檄書不會會日。督五十”，背面写候史广德坐罪行罚的具体事由。檄文分22栏书写，列举了第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6个隧守御器和防御设事废弛败敝情况，十分细致。鉴于候史广德的严重失职行为，将其责打五十大板，并以檄文形式通报其他各部。

　　肖从礼说：“檄文完整具体，对研究居延防线各部隧的防御设施及边防吏卒的管理具有重要价值。”

　　《长罗侯过悬泉置费用簿》是出土于悬泉置的汉简，记载的是元康五年接待出使乌孙的长罗侯常惠及其随从154人、弛刑士300人的食材账单，详细记录了招待长罗侯常惠一行人，置办了牛、羊、鸡、鱼、酒、豉、粟、米各种食品。简“今使者王君将于阗王以下千七十四人，五月丙戌发禄福，度用庚寅到渊泉”，记载于阗国王带着一支1074人的队伍，返回于阗时在悬泉置住宿的信息。在同一探方出土的78枚中，钱米粟等出入簿有9枚，购入釜、杯等餐饮器具2枚，记载接待出使西域人员简4枚。

　　“由此可知，悬泉置啬夫安，职务小，事情多，平时有大量的食材、餐具经手采购，餐具损毁也时有发生。悬泉置远离郡县，孤悬沙碛，若置丞、置佐监管不力，啬夫有许多‘持私’的机会和便利。汉代对官员贪腐的惩戒非常严厉，贪腐的官员依据《盗律》处罚，量刑标准翻倍。‘监守自盗’一词就来自于汉朝法律。”肖从礼介绍说。

　　对简牍所反映的珍贵史料，韩华也颇有感触：“中国古人不仅创造了丰富灿烂的物质文明和文化艺术作品，更创建了独树一帜的制度文明。与物质文明、文化艺术相比，由于缺少文物实证，制度文明的探索困难极大。幸运的是，20世纪甘肃简牍的出土，通过文字记载的方式弥补了这一缺陷，拨云见日，呈现了中央集权体制下文书高效运转、国家实时控制的细节。”韩华说。

放马滩竹简记载死而复生的怪诞故事

　　1986年3月，甘肃省天水市北道区放马滩秦墓（编号M1）中出土一批战国晚期竹简，每简25—43字，每简书一条内容。一章写毕，如还有空余处，接写另一章，以圆点或竖道区分。共有竹简461支，其中《日书》甲种73支，《日书》乙种388支（含《丹》篇7支）。现均藏于甘肃简牍博物馆。

　　《丹》篇又名作《墓主记》《志怪故事》《邸丞谒御史书》，主要讲述了一个叫“丹”的人起死回生、重返人间的奇闻异事，并借助死而复生者之口，描述了死后世界的种种见闻。

　　简文大意：八年八月己巳，邸丞赤上报御史。有一个出生在大梁王里，名叫作丹的髡（kūn）徒，某某七年，在垣离里中用箭矢伤人，随即自杀，被（弃市）三日，埋葬在垣离南门外。三年后，他死而复生。犀武和他的一个精通卜算人命的舍人认为丹罪不至死，所以请司命史公孙强让白狐将丹的尸身从墓中挖掘出来。

　　根据简文记载，丹在墓上站了三天，又随司命史公孙强到赵国北方的柏丘一地。满四年之后，丹才能听到狗叫鸡鸣的声音，才能够吃生人吃的饭食。那时丹的外貌是这样的：喉部有疤痕、眉毛稀少、面色发黑、四肢僵硬。

　　志怪故事的题材多为民间流传的非现实的故事，在《丹》篇的记载中，后人不仅读到了一个荒诞离奇的故事，从中也依稀可以窥见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和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标准和喜怒好恶。这些志怪故事，也是后期志怪小说的雏形。

　　从先秦至魏晋，甘肃境内出土的简牍数量庞大、内容丰富，全面展示了简牍时代中国古老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等。可以说，竹木简牍使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不绝，是研究西北史、秦汉史以及中西交通史的重要资料，并深刻地影响了一个世纪以来的学术研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甘肃简牍文献，是丝绸之路上万千故事的日常书写，亦是秦汉时期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历史、地理的第一手资料，对研究丝绸之路、研究中国古代史，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谈到简牍的史学价值，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感慨地说。（兰州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