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已是人们对甘肃最为熟悉的文化符号，但却很少有人知道，甘肃还是中国简牍大省。“大量的简牍不仅是出土文献，也是百科全书，只有不断地挖掘简牍历史文化资源，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的古代文明。”中国的简牍学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其分量之重从甘肃简牍博物馆馆长朱建军的一番话里便可以清晰地感受到。

　　他说：“从首次发现到目前，一百年来经过无数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和简牍研究专家等的辛勤耕耘，将掩埋在漫漫黄沙之下的历史还原，可以说其意义如何评价都不为过。”

7万简牍出甘肃

　　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古老文明，绵延数千年而不绝，文字记录功不可没。纸张面世之前，古人用竹简与木牍作为“写本”，合称为“简牍”。甘肃素有“汉简之乡”的美誉，汉简是甘肃省独特的历史文化资源。

　　“很多观众在第一次听到‘简牍’两个字的时候会很疑惑，可能连简牍是什么都不太了解。”甘肃简牍博物馆陈列展览部主任、甘肃简牍博物馆基本陈列策展人韩华说。“不过没关系，甘肃简牍博物馆为所有走进这里的人精心准备了“简牍时代”“简述丝路”“边塞生活”和“书于简帛”四大基本陈列，在这里人们可以轻松知道何谓简牍，甘肃出土简牍遗存，简牍学发展的学术史等等。”

　　以百年前的敦煌发现为起点，从居延到金关，韩华娓娓道来，讲述丝绸之路上河西地区简牍考古历史纪实，重温简牍考古出土时的情境和发掘简牍考古的历史源头。

　　《尚书·多士》“惟殷先人，有典有册”中有关简册的最早记录，让有些研究者认为简册的出现可追溯到殷商时期。从殷商到魏晋，近两千年时间里，竹木简牍是最主要的文字载体之一，学者把这段时期称之为“简牍时代”。

　　20世纪是简牍大发现时代。自20世纪初以来，全国出土了数量众多的简牍，其中甘肃境内出土了先秦至魏晋时期的简牍近7万枚。简牍出土地点有汉塞烽燧、汉晋驿置，以及秦汉晋墓葬等各类遗址。

敦煌汉简与斯坦因的驼队

　　西北简牍的发现以1949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在前一阶段，开始是在清政府风雨飘摇、国势衰微的情况下，外国考察家、探险家一批批涌入西北，对大量千年古迹疯狂盗挖，所获文物陆续成了西方列强博物馆的藏品。而敦煌汉简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世人见面的，这里必须要提到的一个人便是英籍匈牙利探险家斯坦因。

　　二十世纪初，外国探险家的足迹遍布中国各地，斯坦因便是其中之一。受英国政府派遣，他进行了多次中亚考察，发现了大量敦煌卷本和汉晋简牍等文物，并带回英国。随后，他的第二、三次探险活动在敦煌等地汉代烽燧遗址又获得大量汉简，总数3000余枚，称之为“敦煌汉简”，现收藏于英国。

　　“敦煌汉简的发现，使后人对河西疏勒河流域的汉代边塞风貌以及汉王朝当年在西北边郡艰苦经营的情形，有了真切的了解，是研究汉代敦煌、酒泉二郡的屯戍活动乃至两汉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中西交通和社会历史的珍贵史料。”韩华说。

　　韩华介绍，1900年至1901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受英国政府派遣进行了第一次中亚考察，在新疆尼雅遗址掘获魏晋汉文木简40余枚和佉卢文木简524枚。1906年4月27日至1909年1月，斯坦因完成了第二次中亚考察，根据刊布资料可知，这次考察时他在敦煌掘获的汉简总数在3000余枚。

　　1913年8月至1916年3月，斯坦因第三次考察中亚，重访新疆尼雅、安德悦、米兰和楼兰遗址。从1914年5月起，斯坦因经安西到酒泉，前往黑城遗址（喀拉浩特），除在酒泉敦煌一线汉塞烽隧再次挖掘外，还在黑城地区挖掘了大量西夏、吐蕃、回鹘文文书。

居延汉简 从贝格曼掉了一支钢笔说起

　　居延遗址分布在今内蒙古额济纳旗和甘肃金塔县境内，在这里出土的汉代简牍，后来被人们称为 “居延汉简”。居延汉简的内容主要是与军事、政治活动相关的汉代屯戍文书，也有和地方行政及社会、经济相关的其他文书及少量文献典籍。

　　“居延地区汉简有两次大的发现。”韩华说：“第一次是由中国学术团体同瑞典斯文赫定共同组织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从1927年至1935年进行了科学考察发现的。发现居延汉简是从贝格曼掉了一支钢笔说起。”在韩华的讲述中，还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

　　贝格曼是当时一位年轻的瑞典考古学家，他在报告书中这样叙述了木简的发现过程：“测量这个方形遗址的时候，我的笔掉到了地上。当我弯腰去捡时，我在笔的旁边发现了一枚保存完好的汉代铜钱（五铢钱）。仔细环顾四周，又发现了一个青铜箭头和一枚铜钱……翌日（27日）正式开始发掘，很快发现了一个窄木片，其形状让我想起楼兰出土的木简文书。那样的东西，斯坦因也曾在甘肃、新疆发现了好多。正想说找找木片上是否写着文字，话还没说完，我自己就发现木片上有墨写的依稀可辨的汉字。”贝格曼的这种判断也成为发现多达万余枚居延汉简的契机。

　　就这样，1930年4月27日至1931年3月27日，贝格曼在11个月的时间里沿额济纳河流域踏查了南北250公里、东西60公里的范围，发现古遗址410多处，其中在30个地点出土汉简，共出汉简10085枚。这一发现震惊了学术界。

居延新简 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1972年至1974年，由甘肃省博物馆、酒泉地区文化主管部门和当地驻军等单位联合组成的居延考古队，对额济纳河流域汉代烽燧进行了全面的考古调查，并在甲渠候官、甲渠塞第四燧、肩水金关等遗址进行全面发掘，共出土了简牍2万余枚，其他文物2300余件。这些汉简被称为居延新简。

　　“大湾城、地湾城、肩水金关等一座座要塞、烽燧紧密相连，成为河西四郡的重要屏障和桥头堡。”韩华说：“经过几代历史学家们对几万件汉简的整理解读后，一个司马迁、班固也未曾告诉你的汉代展现在我们面前。因为居延汉简出自汉代西北边疆要塞驻军遗址，所以其主体多是与军事有关的简牍，而且大都是当年锁在文件柜、档案库里的军事秘密。”

　　他说：“2000余年前的肩水金关，作为汉王朝在黑河通道设立的重要关口，地位绝不亚于玉门关和阳关。从肩水金关出土的纪年简看，它从汉武帝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设关，一直延续到了晋武帝太康四年，时代跨度达200多年。除了数量庞大的汉简外，在肩水金关遗址还出土了大量的汉代吏卒屯戍活动的遗物。”

　　1971年至1973年间，甘肃省文博部门对甲渠候官遗址和肩水金关遗址进行了再次发掘，后者出简11000多枚。如果再加上1986年地湾出土的700多枚，两地先后出简15000多枚，是新旧居延汉简总数的一半。

悬泉汉简 见证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

　　1987年在甘肃省敦煌市甜水井附近发现一处历史遗迹，根据出土文物，这处遗迹终于露出了神秘面纱——悬泉置。悬泉置的全称为“敦煌郡效谷县悬泉置”，遗址坐落在今天瓜州、敦煌两县市的交界处，是一座用土坯砌筑的院落，院内有28间大小不等的房屋。遗址出土汉简23000余枚，其他各类遗物6000余件以及各类陶器残片30000余件。

　　“置，相当于后世的邮驿，而悬泉置就是当时一座官方邮驿接待机构，功能和职责主要是传递朝廷公文和军情急报，接待过往官员和西域使者。”韩华说：“悬泉置坐落在丝绸之路中西大道必经之地，悬泉汉简对于研究两汉时期西北边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历史佐证。”

诸多专著问世 让珍贵古文字重现世间

　　甘肃简牍发现的时间早，研究的持续时间也特别长。从1907年斯坦因第二次中亚探险考察发现了敦煌汉简以后，简牍学就成为一门学科建立起来了。

　　“早期，在国内，罗振玉、王国维出了一本叫《流沙坠简》的著作，收录了斯坦因所获汉简文书。”甘肃简牍博物馆整理研究部主任肖从礼说：“依据简文内容和性质的不同，将其分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流沙坠简》是简牍学的奠基之作，为简牍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范例。所以说，简牍学其实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国内外一流的学者都参与了其中的整理研究工作。”

　　这十几年，许多研究简牍的专家学者，不遗余力地推进着甘肃简牍的研究工作。尤其是甘肃简牍博物馆成立以来，不断推进对馆藏简牍的整理出版，成果丰硕。目前，已陆续完成《肩水金关汉简》《地湾汉简》《悬泉汉简》《玉门关汉简》《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整理出版工作，为相关的学科研究提供了最新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交流互鉴的文化内涵，让甘肃简牍文物上的珍贵古文字得以重现世间。

　　其中，《甘肃秦汉简牍集释》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共四部十卷，收录放马滩秦简、武威汉简、敦煌马圈湾汉简、居延新简等秦汉简牍约1.1万枚，并将图版、释文、校注有机编排，图版原貌呈现，释文汇集众说，堪称是集甘肃简牍研究成果之大成。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甘肃简牍博物馆精心推出的大型著作《“简”述中国》丛书已取得了阶段性成果，《文书皇皇》《行役戍备》两册均已问世，计划将出版10册。

　　“这套丛书的推出，旨在深入挖掘简牍的内涵，以简明通俗的语言、生动有趣的故事、图文并茂的形式，为大众打开一扇了解中国古代历史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窗口。”肖从礼说。（兰州日报）